与人口膨胀相对，关中地区的可耕地却越来越少。
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原因，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了唐朝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的0.62万顷。
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定都关中长安的隋唐帝国愈发困窘。
618年唐朝建立后，尽管帝国新生，但缺粮的魔咒仍然像隋朝一样，时时困扰着唐朝历代皇帝，随着唐朝逐渐进入盛世，关中地区人口不断膨胀，而粮食的缺口也愈加扶摇直上，唐朝初年，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约为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最高峰时期，缺口达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以唐高宗为例，他在位共34年（649-683年），其中就有11年5个月是住在洛阳，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就食”；而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随后掌权的武则天在683-705年间，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其主要也是因为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没有漕运之苦。
到了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联合发动神龙政变，拥戴太子李显上位，武则天被迫退位，由于武周正式定都洛阳，为了恢复李唐，唐中宗李显于是在第二年（706年）便迫不及待地西迁回到长安。
但是回到长安的第四年（709年），关中地区就由于水旱灾害，再次发生饥荒，尽管唐廷紧急调运山东和江淮地区的谷米，但是由于路途遥远，“牛死十之八九”，而运入长安的粮食却仍然严重不足，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大臣们集体请求唐中宗效仿唐高宗和武则天前例，东迁“就食”洛阳，由此惹得唐中宗发了好大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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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粮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唐帝国。
到了唐玄宗在位时期（712-756年），唐玄宗就有五次由于关中地区缺粮，而迁到洛阳“就食”。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第一次前往洛阳“就食”前，当时长安城内太庙由于梁柱腐朽崩塌，为此唐玄宗认为是上天警示，就犹豫要不要前往洛阳，宰相姚崇于是劝唐玄宗说：
“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己备，不可失信。”
姚崇以“不可失信”的名义劝说唐玄宗东迁，但根本原因仍然是“关中不稔”粮食歉收供应不足。就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第五次东迁洛阳“就食”后，唐玄宗终于受不了了，于是，他广召臣下商讨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