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西藏时，他身上已没有多少钱，近4000公里的路程，他只能一路辗转偷偷蹭火车回来。即使如此折腾，回到北京，他的双眼仍是亮的，见到同事就提起西藏。
不久，他突然被通知不再教授美学，改教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对新课完全不感兴趣，但也没有抗议，只是在第一节课上，跟学生们讲了许多佛教的内容，还有此番在西藏的见闻，特别是那名没有流血的西藏高僧的故事。他相信生命轮回，底下的年轻人听得入神。
西藏的故事讲完后，海子常常是拿着教材念一段，然后让大家记笔记，随后自己再复述一遍。不少学生抱怨：查老师讲得不那么有趣了。
海子的心思已经不在教课上。
同年5月，臧棣在《未名湖诗歌面面观》一文的序言中说：海子最感人的地方，是他对诗歌语言的雕琢既谦逊，又诚实……既然他能够写出这么多好诗，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他也能够写出伟大的诗篇……
这是海子的诗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被评价。
感情和主业遇挫，海子急于在诗歌上突破自己。他开始在长诗上发力。
一贯游离于诗歌圈主流的他拿着新创作的长诗《太阳·断头篇》，参加了许多北京诗歌聚会。但是每每朗诵后，现场几十人，除了好友骆一禾，几乎没有别人买他的账。这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
他跟朋友抱怨：北京的圈子很严，简直进不去！
只有骆一禾鼓励他。当海子在床头生闷气时，骆一禾常常在一边把海子的诗朗诵一遍，然后说：你的诗，多好！
当年11月，《星星》诗刊为庆祝创刊30周年，在成都举办了诗歌节。那是1986年，中国几乎所有当红诗人全部出席，“星星诗歌节”成为全国盛事。
< 星星诗歌节上舒婷、北岛、顾城等众诗人 >
但成都的热闹是别人的，与边缘诗人海子并没有什么关系。
那个初冬，海子留守在北京，百无聊赖。所幸骆一禾引荐了《青年文学》内蒙古籍编辑特尼贡给他。特尼贡比骆一禾还要年长3岁。三人在南小街一家小餐馆见面。特尼贡请大家喝啤酒，吃炒饼。
吃饭间，一直沉默的海子突然问这位来自前女友故乡的新朋友：蒙古草原上的冬天，是不是更冷呢？
相熟后，海子不止一次对特尼贡倾诉：对于婚姻生活，我渴望，也很恐惧……不知我未来的妻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特尼贡看着22岁海子紧绷的脸，无数次也想发问，这个年轻人因何怀有那么重的心绪？22岁，不应该还是一个孩子吗？
1988年夏天，对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的海子，再次前往西藏。
这次远行，他做了精心准备。他存了一些钱，特地装上了几件厚一点的衣服，还带上了一个记着电话号码的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