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的关小云是戈晓华多年的老友，也是她教鄂伦春语最大的支持者。每天上课时，关小云都守在群里一条一条地听，数着序号，怕戈晓华眼花，从第十二直接跳到第十四，或是把上下两个词的意思说颠倒，得替她检查呀。二十四条语音发完了，关小云总是第一个积极回应：你刚才讲的“喝酒”，劝别人喝的时候是这么说，自己喝是不是还有别的说法？她尽量多举例，提了好几种说法，戈晓华一一认可。有时两人一时兴起就几个用法聊上半个小时，比正课的时间都要长。
“首先得支持人家，听完了谁也不出声，一百多人没一个出声的，那没意思，对人家也不尊重。”关小云知道，语言所承载的民族集体记忆已经消失了太多。小的时候，大人们起个调子，就可以即兴演唱民歌，词是随唱随填的，老人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唱出一个个关于大兴安岭的传说故事。现在几乎没人有这个能力了。
关小云从民族统战部退休后，在塔河县文化驿站创办了鄂伦春文化展厅。
孟淑红也是群里的学生之一，她是戈晓华的表妹，住在临县的白银纳定居点。为啥还要进群学自己的母语呢？孟淑红伸出十根手指：“你看我现在用鄂语数数，就会数到十，再往上不会了。”孟淑红家父母都说鄂语，但她从上学起就一直说汉语，后来与达斡尔族的丈夫结婚，生活中使用汉语的机会远远多于鄂伦春语，词若老是不上嘴，语言能力渐渐就退化了。群里像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来到戈晓华的课堂上，重新校准记忆。
记忆最模糊难辨的地方，都是山林生活的细节。鄂伦春语是极其生活化的一种语言，社科院研究员刘晓春认为，“鄂伦春语包含着我国寒温带森林地带自然景观、自然现象、野生动植物等方面的名词术语……是兴安岭鲜活的语料库、思想库、生命库。”库玛千人沿呼玛河而居，以“木落信”——桦皮船为狩猎方式，猎人守在这种用桦树皮和樟子松木料做的小舟上等待来吃水草的猎物，一岁的犴叫“尼难”，两岁的犴叫“那鲁古欠”，这种学名驼鹿的动物年岁如何、是公是母、是否在发情期，鄂伦春语都区分得十分详细，这是只有猎人生活才能孕育出的语言。郭宝林6岁定居后总跟着大人上山，12岁打到人生中第一只猎物，一只“各耶达”，成年的母犴。
往日的游猎生活不复存在，现在这些语言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传统鄂伦春语中忌讳直称熊、虎，而是称熊“阿玛哈”（大爷）、称虎“额德乌”（大王）。这不仅仅是出于萨满信仰中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更是因为在林中那是猎人生命最直接的威胁。打猎生活结束后，这些讲究就像封在玻璃柜里的萨满服一样，只是展示性的民族元素，没有人还会在意直呼其名将为命运带来的凶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