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反证的例子是，沈括终生与李之仪关系密切。李之仪是苏轼的铁粉，与苏门中人交从热络。在苏轼被贬海南之时，平时门下客唯恐受牵连，纷纷断绝与苏轼的关系，唯有“端叔（李之仪）之徒，始终不负公者，盖不过三数人”。可见李之仪为人的正派，以及对苏轼的情义之深。
这样一个人，对沈括同样十分尊重。李之仪一生辗转为官，始终把苏轼、沈括等人的画像带在身边。沈括去世时，远在甘肃做官的李之仪面对沈括画像，作《沈存中画像赞》，遥祭亡友。他说沈括是“一世绝拟”，“凛然孤风”，评价那是相当高。假如真的存在“告密事件”，李之仪这个爱恨鲜明的苏轼铁粉，还会对沈括有如此深的感情吗？
我们习惯对历史上的任何记载，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从未想过这些记载是否真有其事，抑或只是记述者的道听途说。殊不知，这种廉价的接受，对于历史当事人的形象具有多大的毁灭性打击。
沈括“告密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连当代名声很大的作家都在文章里不加辨析、言辞凿凿地说，沈括就是一个告密小人，并妄加推测说，沈括之所以这么做，纯粹是妒忌苏轼的才学。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真的太难了。可惜沈括只能在“疑案从有”的文化氛围中，“坐实”了他就是一个热衷告密的卑鄙小人。
唉，沈括的悲剧，部分是其性格造成的，但谁说历史和时代就没有责任呢？
6
沈括性格中的懦弱，最终给他的仕途画上了句号。
元丰五年（1082年），在升任龙图阁学士仅仅半年多后，鄜延经略使沈括就因永乐城被西夏攻陷而遭到问罪，被撤职查办，并安置于随州（今湖北随县）。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宣告结束。
灵武之役后，沈括、种谔建议朝廷经营横山，筑垒蚕食，使西夏不得越沙漠为寇。宋神宗于是派给事中徐禧作为钦差大臣，前往鄜延负责筑城之事。
但是，徐禧“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推翻了沈括等人先筑古乌延城的提议，力言先筑永乐城。沈括起初不赞成，认为永乐距离后方太远，恐怕孤立无援。徐禧不听。性格懦弱的沈括遂选择了妥协，一切由徐禧专决。
结果，永乐建城不久就被西夏攻陷，宋朝守军二万五千人，“得免者什无一二”，伤亡惨重。永乐被围时，沈括正护守米脂，所部仅万人左右，在进援受阻的情况下，受诏退保绥德。事后，作为一路之帅的沈括以“措置、应敌俱乖方”而问罪，形同流放。
还是那句话，有些人对敌人强悍勇敢，但对熟人（包括同事、亲人等）态度软弱。沈括一生吃亏在这里，仕途如此，家事也是如此。
他的继室张氏经常恶语辱骂沈括，是个十足的“河东狮”，有时甚至拳脚相加，据说还将沈括与前妻所生的儿子赶出家门。但，沈括只是一味忍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