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出院不久，母亲和岳母又同时病了。母亲患重感冒，在家卧床不起。岳母患脑血栓，住进了黔阳县医院。
袁隆平想到父亲，心里很愧疚。他想照顾亲人，但杂交水稻的工作还等着他推进。邓哲说：“我知道你心里像着了火，赶紧去海南吧，别牵挂家里，我会将两位妈妈照顾好。”
1989年中秋节，袁隆平在长沙开会，全国的同行都来了。他是召集人，得陪大家过完这个节。那时母亲已经病重，随时可能走。袁隆平心里盼着：“妈妈再多撑两天吧。”
隔天天亮袁隆平往安江赶，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后来他总是在各种场合提起母亲：没有母亲的英语启蒙，他不可能在一片闭塞中，用英语学习孟德尔和摩尔根。没听母亲说过尼采，他不可能在千百次失败中站起来，相信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
他说：“儿子永远亏欠您。”
晚年
2010年，袁隆平被确诊患有慢阻肺，走300步以上就要喘。妻子劝他退休，安心养病。他说：“我80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
国家送给他一座豪宅住，他却用来搞科研，和团队研究“海水稻”，也就是在盐碱地上种水稻。
“我们国家现在是18亿亩耕地，如果成功了，可以增加1亿亩耕地。按最低产量算，亩产300公斤，一共300亿公斤，相当于湖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一亿人口。”
一有空，他就去超市看粮价。粮价是百价之基，它一高，其他物价也飞涨，它一跌，则谷贱伤农，导致农民积极性不高。看到粮价平稳，他便安心地离开超市。
别人以为他很有钱。世界粮食奖的奖金12.5万美元，他全部捐出去，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奖金100万人民币，他也全捐出去。平时买十块钱的衬衫，剪五块钱的头发。
他的故事被选入了中学课本。别人提起来，他很不好意思：“我就是个普通人，只想做好自己的科研，大家把我捧得太高了。”
但学生找他合影时，他总是不忍心拒绝。一次他和毕业生连续拍照40分钟，结束后觉得嘴里好苦，喝了好几口水不见好，躺下吸氧才缓过来。
慢慢地，袁隆平出现听力衰减，视力退化。
看书时先用眼镜，不行再用放大镜。办公桌上有三个尺寸不同的放大镜。腿脚也不利索了，走不动上坡路。他不敢下田，怕一下去就起不来了，以前喜欢的游泳和排球也玩不动了。
但他很乐观：“不下棋，不唱歌，不跳舞，天天在家里搞什么呢？失落感就来了，不就痴呆了？我90岁了，但脑子还没糊涂！”为了锻炼脑子，他找来固定的牌搭子，每天晚上8点打一小时麻将。
必要时，袁隆平依然飞去全国各地考察杂交水稻技术的进展。有一回，记者给他看一个表情包“都怪袁隆平让你们吃得太饱了”。袁隆平看完笑起来，像回忆起什么往事，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饥荒年代没饭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