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开这一天险，唐政府甚至采用了“陕州三门凿山烧石,于岩侧施栈道牵船”，让拉纤的民夫“皆令系二钿于胸背”，在悬崖栈道之上拖拽漕船，结果自然是民夫“百无存一”。然而尽管如此，漕运难题依旧无法得到解决。
到天宝二年时（743），唐朝每年漕运量也仅仅只有四百万担，随着关中自然环境的恶化与人口的激增，唐中央政府对于漕运粮食的依赖性已经逐渐到达病态，每年三百万石粮食缺口导致唐王朝皇室与中央官员、贵族从高宗时期开始便定期前往洛阳“就食”，甚至多次迁都洛阳，这种常态化用脚投票的“粮食现象”也逐渐使关中本位制逐渐倾覆，长安的衰败不可避免。
直到近代，纤夫仍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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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中，汴渠（通济渠开封一带）一度为叛军所占据，漕运遭到极大破坏。尽管唐政府一度采用分段运输方法，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又在扬州专门制造可以直过三门砥柱的专用船二千艘（每船载重千斛）进行运粮，但每年入京粮草也只能达一百万石。
唐德宗时期，叛将李希烈占据汴州，堵塞运河漕运，又恰逢泾原军在关中反叛，唐政府危在旦夕。幸而韩滉将三万斛米运到陕州，唐德宗对太子喜极而泣：“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可见漕运已经到了影响唐王朝生死存亡的境地。唐朝末年，正是作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的朱温，通过掌握黄河汴渠漕运这一经济命脉，最终将唐王朝彻底送入坟墓。
唐末五代战乱中，长安洛阳两都彻底衰落，意图就近享受运河红利的北宋朝皇室选择定都东京汴州（开封），利用黄河及开封周围的汴河（唐朝的通济渠）、广济河、惠民河、金水河的运河水网继续从江淮获得重要的粮米百货供给，即“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汴河）。”
到大中祥符(公元1008-1016年)初年,汴河运米竟然达到“七百万石”，远远超过了唐代汴渠的漕运量，维系着整个北宋都城的基本供给侧。
然而，由于汴河水基本因自黄河水，而汉唐以来黄土高原的过度开发导致黄河干流泥沙量猛增，汴河水也不例外，到北宋末年时，汴河开封以东河段“水底已高出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黄河地上悬河的状态在当时已然存在，迫使北宋政府不得不用“引洛入汴”的方法来疏浚河道，维护一度辉煌璀璨的赵宋文明。
地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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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pexels
夺淮入海的没落年代
北宋末年之前的黄河，虽然河道泛流不定，反复无常，但基本上都是北流入渤海。但是金宋战争中的一次人祸，却彻底改变了黄河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