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唱团，傅彪一待就是十年。这期间，他多次和领导申请演戏，领导不批，他拍桌子、摔板凳、请客送礼都不管用。只要一有空，他就从说唱团跑回话剧团看同学们排练。他看着排练厅里熟悉的身影，想再次走上舞台演戏。
1989年，话剧团排《红岩》时缺少一个角色，傅彪没事就去导演陈薪伊身边看排练，争取角色。陈薪伊说：“你不是本团的演员，只能演看守甲。”这个角色一共只有三句半台词，但傅彪特别重视。
他从椅子上蹦起来问：“陈老师，我赤膊上阵怎么样？您看我扣一个眼罩，来个独眼龙怎么样？或者剃个光头？”这么一点戏，他每天都没完没了地问。
后来他给看守甲设计了胸毛，又弄了个烟嘴儿叼在嘴角，说：“我得咬着烟嘴儿把这句台词说出来，还得让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听清楚。”排练得久了，烟嘴上留下了傅彪的一圈牙印。
到了正式演出时，发生了大事故，有两个演员受了伤。傅彪背起一个受伤的演员冲到医院，一直等处理完所有的事，才回到30公里以外的家。
这件事让陈薪伊导演很感动，但傅彪毕竟不是话剧班的，只能在别人缺席的时候才有机会顶替。更多的时候，他都在待业，遭受着选角冷遇。
1989年，傅彪和张秋芳结了婚。家具是张秋芳找木工做的，婚礼办得很简单，只请了双方父母和单位领导，两个人连婚纱照都没拍。两年后，儿子出生了，家里却主要依靠张秋芳赚钱。
就在傅彪最困难的这段日子，一个朋友到他的单位集资，抛出他做“招牌”。傅彪信任朋友，拍胸脯跟其他人担保，短短几天时间，朋友就集资了30万。
结果钱凑够了，朋友却卷款逃走了。讨债的人都去问傅彪要说法，傅彪对大家说：“这钱我一定还。”
那时的傅彪还在跑龙套，每月只有几百元收入。为了顶债，他只好到广告公司跑业务，靠“喝酒竞争订单”拼命赚钱。
有一回，为了拿下订单，傅彪一口气喝了八两白酒。他在马桶边趴了半小时，肚子里翻江倒海，嘴却吐不出来。
一段时间后，病痛袭来，傅彪患上了乙型病毒性肝炎。
傅彪没办法停下来。债务压身，他依旧延续着之前的工作节奏，甚至更拼命了。脂肪肝、高血糖和高血压的毛病一起向他袭来。他哭着对妻子说：“我恨死喝酒了，我想回去演戏。”
1994年，张艺谋剧组的一个电话给了傅彪希望。《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两个副导演让他去剧组所在地面试，傅彪对着镜头做了自我介绍。三天之后，傅彪收到通知，他进了角色“三爷”的备选名单。
接着傅彪又接到了副导演一个传呼，《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开机有可能往后推，如果你有别的事，可以先忙别的。傅彪的回答只有一个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