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位于黄河下游的赵、魏、齐等国以河为界，于是便出于自身利益纷纷修筑堤防，一方面为了减少黄河泛流所产生的灾害影响，另一方面“以邻为壑，以水为兵”，意图用洪水反向损害敌国，一来二去间，双方的堤坝便越修越高，越修越近，最终将黄河水道限制在了五十里左右的范围内。
从今天的沧州黄骅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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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pexels
与沟渠同时启动的还有黄淮水系之间的勾连工作——鸿沟。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迁都大梁（开封）的魏国人着手开挖鸿沟，先是“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者也。”即大约是从北面的黄河与荥泽引水入中牟县西的圃田（古代大湖），然后从圃田开大沟东至大梁，随后又从大梁城开大沟,引圃田水东行,然后折而向南,与淮河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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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黄河水系与淮河水系实现第一次人工联通，从而形成了一张联济、濮、颖、汝、泗、睢水的河淮水网体系，同时在淮河以南还可以与春秋时期吴国的邗沟（沟通江淮水系）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达成了全国水系的全面联通，《史记·河渠志》载：“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黄河航运的外联促进了临淄、定陶与濮阳等一大片战国城市的兴盛，以黄河为中心的庞大的水运体系使得战国末年商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从而塑造了黄河航运的第一次高光时刻。
汉唐的辉煌与隐患
当秦汉帝国完成了大一统的历史任务后，黄河作为帝国统治核心区域的水上命脉，却依旧长期发生水患灾害，仅见于史书记载的有十五年十六次。
尤其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濮阳瓠子堤(在今濮阳县西南)后，竟有二十多年任其泛流，“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一带从此开始成为了后世有名的“黄泛区”。
在濮阳、顿丘与酸枣以东黄河泛流成灾的同时，黄河通航漕运却获得了现象提升。西汉王朝定都关中后，初期从崤山以东通过黄河向关中的漕运量并不很大,文帝之前“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然而随着西汉诸帝“徙山东豪杰名家且实关中”的政策不断推行，关中人口暴增。到武帝时，“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负责运粮的漕船多达五百艘。汉武帝时还专门令郑当时开凿了漕渠，自长安引渭水,经渭河南岸的秦岭北麓向东，到潼关附近汇入黄河。因为漕渠顺直，避开了渭河的迂曲险阻，大大缩短了航程，更节省关中段的运输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