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程度上也便利了当地的水利
﹀
图源.pexels
然而西晋灭亡之后，黄河便再次成为了兵戈扰乱的战场，黄河流域的水运便成为了双方致胜的命门所在。南朝军队北伐的关键便在于掌握由淮入河的航运孔道，如东晋大将桓温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便“凿巨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即“桓公渎”），从而顺利击破慕容垂的八万大军，直至黄河沿岸枋头。最终却又因为另一条石门(即汴口)河渠未能开通导致军粮竭尽，迫使桓温焚舟步退，功败垂成。着实可谓“成也黄河、败也黄河”。同样处在北朝的拓跋氏同样需要仰仗黄河水运为北方“六镇”与南方江淮前线进行军事运输。
当隋王朝统一南北乱世之后，隋炀帝杨广凭借开皇之治的财富和人力，在短短的六年内整修、改建了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河北水系连接起来,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南至余杭,北抵涿郡,长达五千余里的水上运输线—京杭大运河。
图源.pexels
在这一场浩大的工程中，广通渠联结长安与潼关黄河一线，再次便利了关中地区的漕运设施。而通济渠则是复“自板渚(在今荥阳县汜水镇)引河通于淮”，然后于淮水之南通过山阳渎“自山阳至扬子江”，以联江南河。在北方则以永济渠南引沁水于河，北连清河、白沟至于蓟（天津）。
至此则形成了完备的海—黄—淮—江—钱塘南北漕运体系，达到了中国古代航运史上的巅峰时刻。而新修的大运河渠道更是，“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可以容纳隋炀帝的龙舟船队与随行百官任意驰骋，足见大运河规模之大。
通济渠建成以后，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财货得以顺利运入黄河，再溯河西上，源源不断运至洛阳和长安一带，使得隋唐两朝得以在汉晋之后破败不堪的长安、洛阳两地再次定鼎。而甚至可以向北直达涿郡的永济渠，则为后来唐王朝在东北方向最终击败高句丽，慑服契丹、靺鞨等族群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如今的通济渠
﹀
图源.pexels
然而，即使盛极一时的唐帝国也难逃“成也黄河、败也黄河”的魔咒。纠结黄河航运数百年的“砥柱之险”在大唐盛世依旧得不到解决，“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