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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的一天，一位穿着牛仔服、背着双肩包的长发青年，登门拜访成都一所电力学校的教师尚仲敏。那是个诗歌的年代，专业是电机系高压电的尚仲敏，业余时间也写诗。
多年后尚仲敏回忆对来访者的第一印象：“仿佛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时尚又叛逆。”
这位长发青年叫海子，从北京来。当时他在北京诗歌圈郁郁不得志，于是踏上了诗歌的另一热土四川。
快一周的时间里，海子都借住在尚仲敏的单人宿舍。白天，两人一起探访其他成都诗人，晚上，他们会买些花生米，就着1.1元一瓶的沱牌曲酒彻夜谈诗。
几夜长谈，海子将尚仲敏视为朋友，他告诉对方：想要成为一代大师，往往要以生命为代价。踌躇再三，他终于从书包中掏出了自己的新作。
新作是一首长诗，一万多行的长度堪比但丁的《神曲》，在当时短诗盛行的诗坛，绝对是个异类。
诗里“做人类拯救者的英雄主义情怀”，让尚仲敏有些不安。他忍不住劝海子：有一个但丁就足够了！那几天，他还给海子回了一首诗：生命琐碎，诗歌虚假无力/我们痛悔的事物日新月异。
临走前，海子和四川的朋友们吃饭。席间大家比赛想象力：天堂是什么样？天堂里有什么？
回到北京后，海子不无得意地对死党骆一禾说：“我的想象力最棒 ，把别人全灭了。”末了他还提到：尚仲敏为人不错，我们在北京应该帮帮他。
但没多久，海子就看到尚仲敏在《非非》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有一位寻根的诗友从外省来，带来了很多这方面（宏大史诗写作）的消息……我们现在还能够默默相对、各怀心思，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我的敌人。”
当时诗坛就是一个江湖，流行“就诗论诗”的风气，许多江湖气重的诗人甚至不惜当面来回对骂。但海子受不了，看到新朋友这样公开说自己，他只能找到骆一禾，大哭一场。他进门就问：人怎么是这样的呢？
骆一禾那时是著名杂志《十月》的编辑，业内名声远在海子之上，一直十分疼惜这位天真敏感的“弟弟”。对于这次四川诗人的“中伤”，他比海子本人还在意。
不久，他打算拉着海子与四川诗人们成立一个诗歌同仁组织以消误解。他还特地去信，提醒操办的朋友物色人选时“一定要注意这种‘人和’上的暗伤”。
